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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长江三峡工程: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梦想

时间:2022-11-05 20:44:16 | 浏览:2791

时间逝去了一个多花甲,历史洗刷了不少尘埃。然而,却带不走人们对长江“三峡工程”的时常回眸,也带不走人们对“长江水利委员会”及首任主任林一山沧桑岁月的深深眷恋,更带不走人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三峡工程呕心沥血的永久记忆。0

时间逝去了一个多花甲,历史洗刷了不少尘埃。然而,却带不走人们对长江“三峡工程”的时常回眸,也带不走人们对“长江水利委员会”及首任主任林一山沧桑岁月的深深眷恋,更带不走人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三峡工程呕心沥血的永久记忆。

01

说长江三峡不能不说“长江王”林一山


人们知道,长江流域每到特大汛期,从中央到沿江各地的省委、省政府,县委、县政府乃至普通百姓都要被水患、洪魔搅得寝食难安。他们的神经曾一次次地被洪水绷紧。


1949年,国内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共中央以主要精力运筹帷幄,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也正在这时,长江汛期来临,党中央就开始酝酿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这个事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长江。而且连名称都拟定好了,叫“长江水利委员会”。


把医治战争的创伤与治理长江水患和洪灾结合起来,同步进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如此心系人民之胸怀,才有如此大的魄力。这一年,虽然没有遇上特大洪水,但由于国民党时期水利严重失修,江汉、洞庭湖、赣、皖、鄱阳湖、华阳河水系以及江淮、太湖水系沿江滨湖均发生了严重的洪水灾害,千万顷良田顿成泽国,广大劳苦大众深受灾难。党中央觉得事不宜迟,决定尽快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暂归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来挑起治理长江水患的担子。

洪水灾害


当时党中央已经确定林一山去广西担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林一山本人也已做好了去广西的一切准备。9月,中共中央对林一山的任职作了改变,让他留在武汉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并委托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陶铸找林一山谈话,转告中央的意图。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林一山,组织观念特强,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二话没说,立即走马上任。

1942年,林一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

1950年初,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兼林一山的秘书魏廷铮随同林一山参与了接管。林一山上任后,将在南京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迁至武汉。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把“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改名为中共中央在上一年初定的“长江水利委员会”。


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第一任主任由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担任。从此,这位经战沙场的军人便改行当起了长江“大总管”。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以防洪为重点,着手堤防建设,兴建沿江排灌涵洞,开辟分蓄洪区。与此同时,积极研讨长江治理,为日后更大规模、更加彻底地治理长江水患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俗话说,万里长江之险在荆江。荆江河段两岸平原有耕地2300万亩,人口1500万人,是国家重要的粮棉基地。北岸江汉平原,河堤平均比地面高出十多米,成为地上悬河。因此,洪水威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现实明明白白地摆在人们面前,驯服长江必须首先要治理好荆江。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林一山的组织和引领下,经过实地考察和认真讨论,编制出了一份《荆江分洪工程计划》。他们立即上报给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仍然抽出时间仔细审阅,对这份计划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认为切实可行,嘱尽快付诸实施。

荆江分洪工程的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

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湖北省政府的共同组织与领导下,1952年春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部队与地方共出动了30多万劳力,浩浩荡荡地开赴工地。他们奋战了两个半月,以十分神奇的速度建成了一道长达1000余米的大闸。这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创造的第一个工程奇迹。湖北军民为治理长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02

毛泽东首次提出并力主兴建长江三峡工程


1953年2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在武汉登上了“长江”号军舰,顺长江东去,前往南京视察。接中南局通知,林一山等跟随毛泽东同行。毛泽东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兴致极高,听取了林一山关于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些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治理长江的汇报。


交谈中,当林一山说到这些水库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时,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立即把地图摊开,指着三峡口子对林一山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总口子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我看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吧!”少顷,又对林一山讲,“我很早就想这个问题了。”据现有的档案资料记载,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兴建长江三峡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设想。

毛泽东高瞻远瞩,想人民之所想,解人民之所困。在长江舰上还同林一山谈到了向南方借水给北方解决北方地区严重缺水的问题。毛泽东对林一山说,这样做,是从根本上造福于人民。林一山回答道,“主席,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做到!”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从“长江”舰回来,林一山兴致勃勃地组织力量,着手布置南水北调工作,以实现毛泽东绘制的宏伟蓝图。同时展开三峡工程的科学调研与论证工作。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少遇的洪水。当特大洪峰涌来时,1952年峻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关键作用,把灾害控制在最小范围,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和几千万亩良田,保住了武汉。尽管如此,长江和汉江干堤仍溃口60余处,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省内的汉江平原、洞庭湖区受灾人数就达926万,死亡3.3万余人。武汉市被洪水围困3个多月,京广铁路100多天不能正常运行。


现实非常残酷。它明白地告诉人们,光靠荆江分洪工程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严重水患的,只有在长江干支流上建设控制性工程,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正是由于1954年这场大水,加快了中央高层领导对三峡工程的研究步伐。


1954年特大洪水时期


1954年特大洪水过去不久,1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人路过武汉时召见了林一山。他们不谈别的,就是专门向林一山询问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地质条件等具体问题。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还特别问林一山,“没有外国人的参与和帮助,我们中国人自己能不能单独建设好三峡工程?”林一山由于此前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于是如实相告:“主席,如果说我们在完成丹江口工程以后,有了经验,我们自己是完全可以建设好三峡工程的。但是,如果现在就建,那就需要请外国专家帮助我们。”


1958年月1月11日至22日,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最后阶段,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与会人员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委托周恩来抓三峡工程。当时,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4次。”


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三峡工程一直未能上马。据说,当年毛泽东对三峡工程没有开工建设,曾以一种少见的伤感语气说过,“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修成后,不要忘记在祭文中提到我啊!”


1970年10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向中央书面请示在三峡工程缓建期间,先在宜昌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生日这一天十分高兴地审阅了这份报告,并批示:“赞成兴建此坝。”


03

周恩来为长江三峡工程呕心沥血


周恩来受毛泽东“每年至少管4次”三峡工程的重托,在1958年2月,他立即主持召开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及中央有关部门、省市自治区领导、中苏专家1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可以说是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最高规格的会议。会议一结束,周恩来等就从武汉溯江而上,视察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


19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三峡坝址


3月6日,周恩来对历时9天的勘查、讨论作了总结发言。总理说,“对三峡工程这个宏伟工程是上,还是不上,已争论两年了。我认为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而且,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反映各种不同的意见,还需要继续讨论。”同时,周恩来也毫不含糊地、十分坚定地指出:“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对这个问题是不需再争论了。”这次视察,在经过多次分析、比较、论证后,确定了三斗坪为三峡大坝坝址。几十年来,尽管对三峡工程上还是不上争论再三,但对确定后的大坝坝址没有私毫的动摇。


也就在这个月的25日,中央成都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简称“三峡决议”)。这是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1958年3月,周恩来总理登上三斗坪中堡岛,与随行专家共同研究三峡工程坝址优选方案。

中共中央的这份决议要求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提出,初步设计应当在1962年至1963年提出。同时对一些具体指标也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性意见。比如,为了尽可能减少淹没损失,三峡大坝的正常水位控制在200米以内。这次成都会议决定了兴建丹江口工程。丹江口工程在1958年9月开工。从而开始了长江干支流治理开发的新里程。

图为丹江口库区


成都会议后不久,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召开。有82个相关单位的268人参加会议。近300名专家制定了三峡科研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全国有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与科研工作,进行了200多项课题研究。


遗憾的是,由于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加之国际形势一度紧张等原因,三峡工程未能上马,丧失了最佳的开工建设时机。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三峡工程缓慢进行。但是,在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仍旧作了“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的指示。


三峡工程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干扰,但由于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指示,三峡工程的设计及各项准备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没有间断。上世纪70年代初,经党中央批准,与三峡工程关系密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先行上马,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然而,在葛洲坝工程实施过程中,因勘测设计和试验研究不充分、不扎实,以至于险象环生,问题连连。1972年底,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不得不停止施工。


1970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这年11月,已确诊患有癌症的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带病主持了最后一次葛洲坝工程会议。会议决定葛洲坝主体工程暂时停工,两年内拿出修改设计方案。这次会议还决定改组葛洲坝工程的领导机构,指定由林一山负责,设计交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执行。


这以后,周恩来又连续3次抱病听取了葛洲坝工程的汇报。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有关人员说:“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建国20多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

04


长江三峡工程由梦想变成现实


1974年10月,停工1年零10个月的葛洲坝工程得以复工。经过工程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团结协作,奋力拼搏,战斗7年有余,终于在1981年使大江截流胜利合龙。汹涌奔腾的长江第一次按照人们的意志从泄水闸滚滚东去。


葛洲坝工程的开工为三峡工程的修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解决了不少主要的技术方面问题。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20余年过去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再次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80年夏,邓小平亲自挂帅,带领有关人员来到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视察。视察途中和视察以后,他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请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工程的专题会议。三峡问题要考虑。轻率否定三峡工程不好。建设三峡大坝效益很大。国务院要着手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1983年,国家计委通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及时报告给国务院。不久便得到国务院的原则批准。

1982年11月,国家计委在向邓小平的一次汇报中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邓小平当场表态,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对三峡工程多年来的争议,他明确指出,“三峡工程,关键是技术是否可行,经济是否合理。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说政治,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邓小平同志在葛洲坝工地视察


1989年7月,刚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第一次离京视察就来到三峡。他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考察三峡大坝坝址。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梦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的决心。


1992年4月3日下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对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进行大会表决。表决结果,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占全体代表的67%,最后以超过半数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论证了40来年,也争议了30余年,至此,三峡工程终于有了定论。它向全世界宣告:“天下第一坝”的三峡工程将由梦想变成现实。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在人们的期待中,在“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胜利完成的时候,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历经十余个冬夏春秋,到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伟人生前的那个“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实现了。后人可以自豪地告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在天之灵。


长江三峡大坝这个宏伟工程,将永载史册,也必将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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